世变千年如走马，二十世纪里的学人们与民族的兴衰同呼吸共命运，他们的精神是我们不可多得的财富。本刊特编发一部分学人自述，冀以管窥豹昭示后学。 李霁野（1904－1997）： 其言蔼如的父亲与师长
在我八岁的时候，父亲送我到一家私塾附读。不多的书也买不起，我可是很高兴读父亲手抄的本子。父亲性情温和仁慈，从不对我厉声厉色，虽然听也不曾听到过儿童心理学，却很懂得爱护儿童的自尊心。但他并不是一个“老好好”，他有很强烈的正义感，偶尔也发点使人震惊的脾气。
我也很敬爱我的第一个塾师。我父亲领我去拜了孔夫子之后，塾师让我扫地，我扫完之后，他微笑对我父亲说：“这孩子可以念念书。”我父亲在很困难的情况之下总勉力使我读书，塾师的话我想是有影响的。我读私塾时还有一件事至今未曾忘怀，就是塾师很早就让我自己阅读《三国演义》，以后我读完了能弄到手的所有古典小说。
辛亥革命之后，私塾要改变了。最初有人创办蚕桑学校，似乎也种了些桑树，但是入学的人寥寥无几，失败了。接着创办了明强小学，我就从私塾转去学习，塾师也去做国文教师，为我们讲《孟子》。他把书逐句译成白话，有声有色，引人入胜。“王曰叟”——他高声说，“国王说，你这个老头子呀！”现在他的声音容貌还历历如在眼前。
在明强小学的第一场风波，是同学们纷纷互相剪辫子。大人们有的赞成，有的非议。校舍原是火神庙，里面有些泥塑像。同学们一唱十和，把它们推倒砸碎了。一群以一个女信徒为首的群众，捣毁了学校，学生们先逃散，校长教师也闻风躲到别处，总算没有伤人。学校恢复后，对群众并未追究，以后也就相安无事了。
陈岱孙（1900－1997）： 告示牌激起爱国心
1918年中学毕业后，我在家准备了几个月，夏初到上海应清华学堂的插班考试，获取入高等科的三年级。清华当时的学制是八年，分中等、高等两科，每科四年。高等科的一二年约等于高中的二三年而高等科的三四年则等于大学的一二年级。
清华上海的考场设在四川路的青年会附中内。为了便于应考，我住在当时的英法租界交界马路的三洋泾桥段一个小客店内。客店东边不远就是黄浦滩。紧张的三四天考试过去后，一天下午我去黄浦滩走走，沿江江边是一片绿化带，细草如茵，间以疏落有致的树木。我正待步入公园时，忽然看到放在草地前沿的一块白地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许入内”几个大字。对于这横逆和凌辱，我当时是毫无思想准备的，因为关于这类牌子的存在我是不知道的。我斗然地止步了，瞪着这牌子，只觉得似乎全身的血都涌向头部。在这牌子前站多久才透过气来，我不知道。最后，我掉头走回客店，嗒然若丧，第二天乘船回家。对于一青年，对我们民族的这样凌辱的创伤，是个铭心刻骨的打击。我们后来经常批判那个年代出现的所谓各种“救国论”。但是只有身历了这种心灵上创伤的人才会理解“救国论”有其产生的背景。
在清华两年，只是应付功课，但也忙得可以。鹤龄中学毕业和清华高等科三年级相衔接的差距不大。但清华高等科三年级学生，经过了六年来年年的淘汰，和插班生的不断遴选补充，都有一定的水平。由于眼光都看着将来选送出洋学习的机会，学习都十分努力，竞争是剧烈的。
在清华第一学年的结束前，赶上了五四运动。当然，游行、请愿、宣传等活动都参加了，但也只有摇旗呐喊的份儿。我当时总觉得我们似乎有一个基本问题需要解决。想起了古书中所说的“足食足兵”的重要性和积贫积弱显然是导致横逆的原因，那么富强似乎是当务之急。这也许是一种模糊的“经济救国论”的意识罢，但当时却没有赋以什么“论”的外衣。
1920年夏我从清华毕业了，经过甄别，获得了公费留学美国的机会；秋天，远渡太平洋到美国中西部威斯康新州立大学，插入三年级，真的以经济学为专业了。
周有光（1906－）： 我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
20年代起，我对语言学发生了兴趣。我发现，当我看书看得疲倦了的时候，改看语言学的书有重振精神的作用，好像是右手累了，改用左手，可以使右手休息似的。这一经验不知道心理学者将如何解释。当时，我写英文可以用打字机，可以用速记。但是，写中文既没有轻便的打字机，又不会中文速记。我就自己设计中文速记，想用一套符号，既能写国语，又能写上海话和广州话。设计搞出来，自己不满意。
离开大学以后看到国语罗马字，大喜！认为这一来扫盲问题和机械化问题都可以解决了。这是我幼稚地热心于文字改革的开始。后来看到拉丁化新文字（北拉），觉得比国语罗马字更方便，于是悄悄参加拉运。抗战到四川，战后去美国，间断了参加拉运。可是心中念念不忘，认为文字改革是语言学能为中国做出贡献来的重要方面。
看中文文法书，觉得把文言和白话混为一谈不妥当。我尝试以口语作为对象，研究口语文法。试写几篇文章，无处发表。1936年上海出版《语文》杂志，立论新颖。我把一篇《疑问句子的构造（口语文法研究之一）》投寄该杂志，居然在第二和第三两期刊登出来。我说，“科学的口语文法的建立，是目前语文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口语文法的未经整理，是识字教学上的一个大困难，对于拼音文字的精密化，也是一种阻碍。”这时候，真是初生之犊不畏虎！
解放初期我给上海的《新文字》周刊写稿。我赞成先学方言拉丁化，再学北方话拉丁化，认为清末学者劳乃宣“引南而归北”的道理是对的。但是，方言方案和北方话方案要相互贯通，不可相互矛盾。我发表《拼音方案的拟订原则》（《新文字》周刊1950．7．29），提出区域方案要有中心典型。又发表《统一全国字母表》和《全国方案一致化》。这些文章编成《中国拼音文字研究》（1952年第一版），由陈望道先生作序。后来我后悔了，觉得发表这样幼稚的东西是丢丑！
消息传到上海，北京在设计民族形式的拼音文字。上海拉运于是停止了。
孙席珍（1906－1984）： “诗孩”得到鲁迅鼓励
由于在报馆工作，认识了不少老一辈的作家和学者，在他们的影响之下，从到京的1922年起，我就不自量力，开始练习写作：起先读了冰心女士的《繁星》、《春水》，接着读了泰戈尔的《飞鸟》、《园丁》，尔后又接触到日本的俳句、短歌以及英、美意象派的一些小诗，也便效法他们，有所感便写下，内容当然是十分幼稚、肤浅的；不敢直接拿给孙伏园看，托人转交，又把另一部分寄给邵力子。这两位前辈编辑，大概因我年轻，不无鼓励之意，居然陆续把它们发表在他们各自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和上海《民国日报·觉悟》上，为数不少，以致钱玄同、刘半农等老前辈们一时戏称我为“诗孩”，鲁迅先生也在文章里这样称呼过我。其时赵景深、焦菊隐等在天津组织“绿波社”，来信约我参加发起，从此也常为《绿波旬刊》写稿。不久，蹇先艾、李健吾等的“爝火社”与“绿波社”进行协作，在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附出了一种《文学周刊》，曾由我担任执行编辑。在这段时间内，我还试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投寄给《东方杂志》等全国性的大型刊物，都被采登。其中有一篇题为《槐花》，写一个少年漂泊者的孤独感，淡淡的哀愁，轻轻的忧伤，不料竟博得不少读者的同情，连好几位素不相识的著名学者，如心理学家刘廷芳、经济学家萧纯锦、银行学家唐有壬等，都不吝予以称道，萧氏甚至对人说是“不愧为京华才子”。我自知这不过是信手写下的习作，情感是真实的，内容可浅薄得很，因此对于这意想不到的赞许，不但不敢沾沾自喜，反而矜持起来，从此踌躇不前，再不敢草草落笔了。后来我把这几篇东西，编成一本《花环》，由上海亚细亚书局出版，这是我的第一个创作集。
1924年底，有一次，我去拜望鲁迅先生，谈话之间，他问：“你现在还写诗吗？”我说：“不大写了。”他问：“为什么？”我说：“因为越写越觉得写不好，所以不敢再写了。”他听了和蔼地说道：“你觉得越写越写不好，这表示你已有了进步。今后只要多看看，多想想，多读些古人的和外国的作品，也还是要多写，慢慢地自然会写得好起来的。”我知道这是他对我的鼓励和鞭策，当然唯唯应诺。但我读了些中国的诗词，总觉得颓唐忧伤的居多，令人意气消沉；外国诗则除了拜伦、雪莱、雨果、海涅等少数几位的作品外，接触不多，未能普遍欣赏，但像济慈和戈蒂叶那样偏于追求优美典雅的诗，我就不大喜欢；同时代老一辈的诗人，郭沫若那样气势磅礴的诗，我学不像，闻一多太做作，徐志摩有些使人腻烦，但比起他们来，我又远远地自愧勿如。此前我曾自选了几十首小诗编成一集，题作《素心兰》，上海泰东图书局曾表示愿意接受出版，但我此时年事渐增，天真顿失，诗思荡然，再不敢妄自献曝，便婉谢了他们的好意，一把火将原稿烧掉。后来在这方面竟无所成就，辜负了鲁迅先生的教导，真是愧对先师了。
谭其骧（1911－1992）： 教授与学生相学相长
1930年秋，我进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第二年秋季开学，我选读了顾颉刚先生所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先生在讲义中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之后，一条重要的论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为了让同学了解汉代的制度，当时还印发给班上同学每人一册《汉书·地理志》，作为《尚书研究讲义》的附录。我读了这一段讲义之后，又把《汉书·地理志》翻阅一遍，因我原来对正史地理志的内容有所了解，所以觉得顾先生在讲义里所列举的十三部，不是西汉的制度，实际上是东汉的制度。有一天下课时，我对顾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当即要我把看法写成文字，我本来只想口头说说算了，由于他提出这一要求，迫使我不得不又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书的有关篇章，结果越发增强了对自己看法的信心，就把这些看法写成一封信交给了顾先生。想不到他在第二天就回了我一封六七千字的长信，结论是赞成我的看法三点，不赞成的也是三点。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六天之后，我又就他所不赞成的三点再次申述了我的论据，给他写了第二封信。隔了十多天，他又给我一复信，对我第二封信的论点又同意了一点，反对两点。不久，他把四封信并在一起，又写了一个附说，加上一个《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的题目，作为这一课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了全班同学。在附说中，顾先生写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也没有像我们这样地清楚了。”
当时，顾先生已经是誉满宇内的名教授，举世公认的史学界权威，而我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学生，竟敢对这样一位老师所写的讲义直言不讳地提出不同意见，胆量可真不小。但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够充分展开，并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基本上解决了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关键在于顾先生的态度。当我对他提出口头意见时，他既不是不予理睬，也没有马上为自己的看法辩护，而是鼓励我把意见详细写下来。我两次去信，他两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见，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见。同意时就直率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错了，不同意时就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论据，指出我的错误。信中的措词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做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他不仅对我这个讨论对手承认自己有一部分看法是错误的，并且还要在通讯结束以后把来往信件全部印发给全班同学，公之于众，这又是何等宽宏博大的胸襟！正是在顾先生这种胸襟气度的感召之下，我对这个问题努力钻研下去，勇于独立思考，提出了合理的见解，对问题的解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场讨论不仅使我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不久，我以半年时间提前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
詹钅英（1916－1998）： 节假日照常工作
我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就到昆明任昆华女子师范学校国文教员，1940年初我回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助教，教“大一国文”。这时课余之暇，才开始研究李白，那主要是在罗庸先生指导下进行，也有时向闻一多先生请教。那年日本飞机经常轰炸昆明，我曾经抱着闻一多先生的《唐诗大系》手稿跑过警报。但是闻先生从来不跑警报，他怕跑警报耽误时间，在自己的院子里挖个防空洞，日本飞机来时，下防空洞躲一躲就算了。这种精神，我当时就觉得望尘莫及。
1940年底，我经友人介绍，到迁往贵州的浙江大学去任讲师。记得我到遵义的时间正是阴历除夕。第二天正月初一的早晨，我去看中文系主任郭斌和先生，才知道他是归国留学生，教欧洲文学的。郭先生要带我去看校长竺可桢。我说大年初一早上，恐怕他不会上班。郭先生说：别人不上班，竺校长可能上班。到了校长办公室，果然全院一个人也没有，惟有竺校长一个人在那里办公。这给我一个终生难忘的印象。我从这以后四十年来，无论寒暑假或节假日总是照常工作，没有额外的事从不休息，不能不说是受了竺可桢先生的影响。而竺先生以一位大学校长，居然接见我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也是我后来的经验中少有的。
当时我才二十四五岁，以这样浅的资历做了名牌大学的讲师，引起一部分浙江大学同事的不满、他们联合起来，去见竺校长，要求把我解聘。竺校长的答复是：只要发现我不称职，抓到我的把柄，浙江大学就把我解职。这时浙江大学的文科是反对白话文的，学校规定全校的“大一国文”都要讲文言文，学生作文也必须用文言，否则教师不给批改。我在当时为了能在浙江大学立足，才开始用文言来写有关李白方面的文章，接着编写《李白诗文系年》。后来收集在《李白诗论丛》中的文章，大多数曾在抗战期间西南数省的各种文史类刊物上发表过。此外，我还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曹植〈洛神赋〉本事说》、《〈玉台新咏〉三论》等。
朱东润（1896－1988）： 险些误了写讲义
1929年4月，我应武汉大学之聘，担任英语特约讲师。这时大学部有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此外还有预科。各院都有院长，但是由于只有一、二年级，虽然分系，却没有系主任。文学院长是闻一多，由于中文系的教师很少接触到时代潮流，因此他要我准备担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任务。这实在是一项艰苦的任务，当时全国只出版过一部陈中凡的著作，必然要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很踌躇。我和一多说：“能不能给我一些准备的时间？”
“当然可以。”一多很直接地说，“要多少时间？”
“至少一年。”我说。
“好的。这个课在中文系四年级开，时间还有一年多。”一多说。
我承担了这份工作，就开始准备起来。好在那时书好买，在暑假和寒假当中，我都要到上海大量买书，武昌也可以买一些，学校图书馆也提供很大的方便，无论中文或外文，书籍都可以长期借用，尽量摘录。在寒假回家当中，自己来不及抄录的，还可以请人代抄。
在那个年代里，开课的教师都得印发讲义，不过究竟能印多少，学校并不干预。一位哲学系教授教了一年，讲义发了两页；一位目录学教授很努力，也只发了九页。讲课可能多讲一些。教中国文学史的最多教到唐代，少的只教到屈原。我的愿望是把中国文学批评史一直教到清代的末年。讲义当然是讲到那里，发到那里，空口说白话是谈不上教学效果的。
写讲义确实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这种辛苦特别是一位朋友给我带来的。这位朋友是教中国小说的。他是世家子弟，又到过法国，写过一部《留西外史》。他能够详征博引，从中国说到外国，从洪秀全、杨秀清说到曾国藩、李鸿章。白天谈了，晚上也谈。他的精神好，有时一直谈到三四点钟，方才兴尽而返，好在他不发讲义，没有这根无形的鞭子在后面督促他。可是我不行。我的原则是不问起风下雨，飞霜走雪，每周一定要写出五千字的讲义，只能在他告辞以后，挑灯夜战。我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写出的。
林焕平（1911－）： 求学与参加党的地下工作
1929年7月，我初中毕业，到玉怀乡小学当校长，年薪白银二百八十元，我当了半年，得一百四十元，吃用四十元，剩一百元，向华侨堂兄森哥借了一百元，抱着准备到上海去做黄包车夫的决心，于1930年1月，到上海读书去了。我数、理、化不行，语文和英语还可以。我用假文凭，考进了中国公学大学部中国文学系。这是私立大学，董事长是蔡元培，他每两周来校对学生讲一次话，多谈美育。校长是胡适。暑假，胡适辞职，马君武继任校长。蔡先生以继续办北大的精神，请了很多名流学者授课。中文系就有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白薇等。白薇教《名著选读》，3、4月份，讲《屠场》和《母亲》，我写读书评论，她一看，很惊奇，4月份就介绍我参加艺术剧社，6月就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第一次开小组会是假装打麻将，成员是夏衍、阳翰笙、郑伯奇、杨村人、白薇和我。
1930年12月，由于校长马君武怒斥吴淞警察局长擅自深夜到学校逮捕学生，CC发动学潮，驱逐马校长，百分之八十学生拥护他，与特务学生打得头破血流。校董会终于被改组了，蔡、马下台了。1931年2月，我也退了学，在上海日本人办的日语学校里读日语，并在左联领导的文艺新闻社帮忙做些工作。
1931年8月，我转学暨南大学中文系。这个大学也有不少名教授，中文系有陈钟凡（兼文学院长）、龙榆生（兼中文系主任）、张世禄等。英国文学系有傅东华、洪深、顾仲彝等。社会系被称为马列学院，有李达（兼系主任）、邓初民、祝百英等。我是三分天下，平分秋色，在这三个系选课。
1931年9月，晴天霹雳，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全国大中学生罢课，从事反日爱国运动。我们暨大也不例外。我成了学生会的活动分子。党支部书记李致民同志知道我是左联成员，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学生反日爱国，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主义的潮流，席卷全国，惊天动地的三次南京大请愿，震撼了蒋介石的王朝。蒋介石屠杀学生，我们有些人牺牲。1931年12月，上海五万学生、群众抬棺游行，暨大学生排在队伍前面抬棺材。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又下毒手，我被打得脑浆涂地，几乎丧命。
1932年1月，特务拿着同济大学校长胡庶华的名片来找我，企图诱骗我到胡庶华的家里去逮捕我。我未去，并即与党支部及左联商量，知道国民党政府是通过胡庶华专在上海收买学生的。于是我又到文艺新闻社去躲避，并在里面协助做一些工作。
（据高增德丁东编北京出版社出版《世纪学人自述》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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